没有发达的民营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
作 者：BJ王明远
来 源：阜成门六号院
（ID：xihuamentalk）
国有经济只有在民营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健全的地方，才能做大做强；而民营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国有经济也无一例外都会陷入低水平陷阱。
民企兴则国安民顺，民企衰则地动山摇，这是一个最朴实的道理。
按照我们的思维惯性，会想当然认为：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国有经济越没有发展空间，规模大或有竞争力的国企就越少；而那些传统国有经济发达、民营经济落后的地方，自然国企更方便做强做大。
这几乎被认为是最简单的常识，或最基本的经济逻辑，无论你的所有制立场如何。
但是笔者近年在研究国有经济时发现恰恰相反：
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国企发展也做得越好，而那些民营经济发展一团糟的地区，国企也往往是一塌糊涂，无论是资产规模上，还是效益上，都无法跟那些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国企相提并论。
我们以入围202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169家地方国企为观察样本（注释一），这些企业可以视为13.6万家国企的最优秀代表。
我们可以发现，规模最大、竞争力最强的地方国企基本集中在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区域，以企业总部所在城市排序分别是：上海（15家）、北京（13家）、广州（13家）、杭州（8家）、深圳（5家）、厦门（4家）。
广东是民营经济第一强省，理应是国有经济的“不毛之地”，却共有19家省属或市属国企入围。
而东北三省作为国有经济传统重心，民企也长期发展滞后，理应是国企发展的沃土，反而仅有一家地方国企上榜，也就是排名第500的盛京银行，甚至过去连续好几年都没有企业入围。
表一：广州、沈阳等10个副省级城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对比，各地国资规模基本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一致，数据来源：各地财政局发布的2021年度或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详细来讲，广州市国资委，号称“宇宙最强”的地方国资委，去年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达到5.47万亿，有3家市属企业跻身世界500强；深圳市也突破5万亿，1家市属国企跻身世界500强。广东全省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突破16.9万亿，这相当于东北三省的2.5倍。
浙江、福建这两个民营经济占比最高的省份，国企表现也非常亮眼，杭州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宁波、厦门也都超过2万亿，两省共有7家地方国企跻身世界500强。
此外，北京、上海虽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中心，但是由于汇聚了充裕的金融资本、科技和人才，在改革开放中，也形成了非常发达成熟的民营经济（如联想、小米、百度、美团、物美等），这两个城市的市属国企表现也特别优异，上汽、北汽、浦发行、华夏银行、首农、光明食品、绿地等都在各自领域脱颖而出。
到2022年，这两个地方的国企资产规模分别达到8万亿和27万亿，位列副省级以上城市前两名。
我们再来看传统国有经济发达地区的表现情况。
东北三省是市场化改革前，全国大型国企最集中的区域。1981年全国大型企业1476家中，有277家在东北三省，而东南三省仅有76家（福建12家、浙江20家、广东44家），两地国企实力明显不在同一层次。
而如今情况发生逆转，2021年辽宁省国企资产总额为2.8万亿，不足广东省的六分之一；沈阳市国企资产总额为4736亿，不到广州的9%；东北三省中，国企资产存量最多的城市为哈尔滨（7649亿），其规模也不足广州的15%。
2020年，辽宁省近5000多家地方国企营业收入加起来（3589亿），还不如广汽集团一家多（3954亿）。
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在东北以外的西安、兰州、太原、洛阳、包头等传统国有企业发达的地方可以看到。
比如一五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中，西安及周边聚集了24个，太原及周边有15个，洛阳及周边有10个，兰州及周边有8个，但是如今这些地方的国有经济，除了依托垄断经营权的能源、有色金属类国企经营业绩尚不错外，其他方面则乏善可陈。
从2002年国企改革完成后（注释二），各地国企的资产增长速度来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五省市速度最快、发展效益最好，浙江国企资产总额增长了48.9倍，其次是江苏38.1倍，福建、上海也增加了20多倍，广东在规模非常大的基础上，也增加了15.2倍，而辽宁和黑龙江增幅均不足6倍。
考虑到这期间我国M2增长了近13倍之多，扣除货币通胀的因素，其实很多北方省份国有资产总量都在萎缩，这20多年来国企的保值增值，实质主要靠东南五省市地方国企以及个别经营成绩优异的央企。
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是经济重心转移到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东南沿海还取代东北华北诸省成为新的国有经济重心。
广东、福建、浙江、上海和江苏五个东南省市加上北京，其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已经超过100万亿，占全国地方国企资产总额的一半以上，远超北方各省总和。
在利润上，这六个省市更是贡献率更高，占比近八成（2020年全国地方国企利润为12665亿，六省市合计9417亿），深圳一市的国企利润就超过黑吉辽蒙津冀晋陕豫甘宁青新等十四省市区。
总之，这些民营经济发达区域，不仅为国家贡献了最多的赋税，还贡献了主要的国有资本增量，构建了新时代党的执政之基。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可靠的结论，那就是：没有发达的民营经济，就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并不是相生相克、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并进的关系。
国有经济只有在民营经济发达、市场机制健全的地方，才能做大做强；而民营经济发展落后的地方，国有经济也无一例外都会陷入低水平陷阱。那么，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是市场生态“溢出效应”或“带动效应”。正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得益于外企的技术和商业模式溢出效应一样，这二十年来，地方国企的发展壮大实质上也很大程度得益于本地民企的创新模式、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溢出。
通俗地讲就是，民企发达的地方，市场机制也就很完善，整个市场生态内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需求都很强大，民企发挥了“长板效应”。
所以，一个地方的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很难跨越这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本地民企的竞争力，基本决定了本地国企竞争力。
比如，一个地方入围民企500强企业数量，与这个地方国企入围中国企业500强及财富世界500强的数量基本成正比；一个地方民企价值链位阶，基本决定了本地国企的价值链位阶。即便现在被诟病的，制造了巨额地方债务的城投公司，其区域差异也非常大。
利润最高的30家公司，有25家分布在粤闽浙沪苏京民营经济发达的六省市，其中，深圳地铁集团和浙江交投被称为城投利润之王，而负债率最高、信用等级最差几乎全都是民企不发达的省份国资平台。
其次是民企对国企具有强大的回馈反哺效应。
这主要表现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资源都非常充沛，因此，政府有较多的资金用来充实国有资本，扩大国有资产规模。而那些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省份，往往陷入一种负向循环：
由于民营企业不发达，政府的直接税收少，也就没有过多财力去支持国企改制和发展，国企不但不能做强做大，甚至连长期陷于亏损的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
深圳特区成立四十多年以来，国企资产总额创下了增长2.46万倍的奇迹，这不仅跟深圳国资经营水平高有关，也跟深圳民营经济发达、财政充裕，可以不断向国企大额注资有关。
比如，得益于腾讯、华为、万科等民企逐渐走向成熟爆发期，深圳市财政在2008年至2016年之间，从800亿跃升到3136亿，受惠于此，深圳市财政部门不断向国企注资，仅在2014-2016三年间规模就达3200亿，深圳短时间内实现了从一般国资大市（2008年国企资产总额仅为大连的40%），向万亿级国资强市的突破。
我们还可以从黑龙江和宁波（1.59万亿vs1.57万亿）这两个经济体量相当的区域，对比两种效应的差异。
黑龙江民企总体发展质量不高，2022年百强营业收入总和为4643亿，利润为140亿，相比之下，宁波百强民企营业收入达到2万亿，利润突破700亿，均为黑龙江4倍以上。
受此影响，2022年度，黑龙江民企仅为本省财政贡献了约520亿税收，全省财政收入因此只有1320亿；而宁波市的民营企业，本年度为本地财政贡献了约2500亿财政收入，市财政收入突破3600亿。
这种情况下，黑龙江省财政对国企支援非常有限，中央补贴与本地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每年70亿左右，所以，僵尸企业等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财大气粗”的宁波市政府则可以屡屡拿出大手笔，支援国企发展，仅2019年度成立的“国企发展专项基金”就达500亿，这绝对是黑龙江无法相比的。
由此导致，从2003年至今，黑龙江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仅增长了5倍左右，而宁波从888亿增长到2.68万亿，增幅达到了30多倍；当年宁波国企资产总额仅是黑龙江的四分之一，如今已经是其1.6倍。
表六：黑龙江和宁波民企、国企发展情况比较
再次是载体效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根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的布局，国资发展思路逐渐从做产业转换到管资本，简单说就是从直接办生产经营性企业，到投资生产经营性企业的转变。
目前，已经有21家央企已经脱离实体产业，改组为资本运营公司，全国已有36家省级国资委组建了142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的资本化、金融化的变化趋势，使得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过去二者是并行竞争关系，现在变成了上下层的关系，民营经济成为国资经营的载体；或者说是皮与毛的关系，一个地方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水平更是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资本的运营水平（虽然地方国资运营活动可以突破地域限制，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大多数投资活动仍然局限于本地，为本地经济服务）。
从实践效果来看，很明显最近六七年，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国有金融资本可以投资的产业机会就多，尤其是高收益率的新兴产业就多，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与本地民企的投资互动中，都实现了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
比如，深圳创投投资项目中上市的已经达到248家，投资额达955亿以上，资产管理规模也达到4000亿以上；广州金控至去年已经成功孵化了9家全球独角兽企业，上海高科、苏州元禾、北京亦庄国投等孵化的上市公司也都在50家以上，企业管理的资金规模都增长到千亿级别以上。
而那些民营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国有金融资本往往陷入没有好的企业、好的项目可投的境地，国有资本增值也就非常缓慢。
北方国资投资机构中，做得最好的是鲁信创投和西安高新投两家，自从2009年以来，二者累计投资额为87亿、78亿，均不足深圳创投的十分之一，其他北方省份的国资运营机构更是乏善可陈，由此导致的不同区域之间的国有资本经营成果差异太过悬殊。
比如，投中网评选的2022年度国资投资机构百强中，仅有4家北方省份的地方投资平台，而广东一省就有18家。
总之，经过四十年的经济改革，我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以及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民营经济已经远远不再是国有经济的必要补充，而是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最广泛的“人民经济”形态，实质发挥了市场经济的运转基石的作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皮与毛”的关系实质已经发生逆转。
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之间可以用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来形容，离开发展民营经济，去谈发展国有经济，根本上行不通的，那种认为只要限制或消灭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就可以独步天下的想法，是幼稚的。
（深圳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共有7家民企入围《财富》世界500强，同时也是国有经济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城市）
还有些人认为，民企发展太快会降低国有经济在经济总盘中的比重，导致国有经济重要性越来越低。
其实，经历了世纪之交的国企改革，国企和民企各自的经营范围以及产业待遇基本固定下来，二者在不同赛道上奔跑，民企很难跨赛道渗透到国企经营的领域。国有经济在发展中有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其基本盘并没有被民企侵蚀的可能。
从实际来看，2005年至2021年国企营业收入与GDP的比值不仅没有降，反而增加了近4.2个百分点（从61.5%到65.7%）。如果说一个地方的国企发展得不好，那一定不是民营经济抢占了国企的地盘，而是国企自身经营不善造成的。
也有人觉得，民企发展太充分，会改变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民企由于为国企充分承担了就业和税收压力，其充分发展不仅不会让经济制度“变色”，反而有助于政府和国企，拿出更多精力进行惠民服务，践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
比如，2020年疫情中，广东省各级国企为房产租户共减免租费超过50亿，同比山西国资系统只减免了7000万，吉林只减免了2100万；同时，深圳国资系统还筹集540多亿元，帮助309家民营企业解决了资金困难问题。
最近两年，广州、深圳、珠海、杭州给市民的津贴福利也都逐渐在增加，这些福利的发放普遍都是依赖国企，反倒是那些民营经济落后的地区，国企很少为人民提供福利，反而一直需要人民税收的供养。
从国际实践经验外，保护市场经济制度和个人财产权，已经成为人类在最近一百多年时间内，经历了种种经济制度探索后，得来的最普遍共识。那些违背了这个共识和规律，人为刻意改变所有制结构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遭受挫折。
最近的例子是21世纪初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国有化，前两个国家的国有化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都陷入严重通货膨胀，从区域经济明珠沦为失败典型；
俄罗斯最近20年来国有经济的比重也从31%上升到56%，目前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已经达到5.9万家，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经济发展越发不稳定性（近20年有6年增长率低于1%或负增长），科技竞争力也越来越低，该国最近两年在国际较量中的表现就是最直接的反映。
因此说，担心民营经济过于发达，就会损害国有经济发展，动摇社会主义根基和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只会增加政府税收，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只会客观促进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巩固社会主义的制度根基；只会促进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那些把近年来社会矛盾性问题，以及中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某些被动局面，都归咎于民营经济的观点，是经不起逻辑推敲的。
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经济增长稳定性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课题，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让民企和国企各自在赛道上跑得更快更远，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
中国的民企发展不是过于充分，而是还不够（尤其是传统国有经济发达的北方地区），民企兴则国安民顺，民企衰则地动山摇，这是一个最朴实的道理。
注释二：之所以不选择比2002年更早的时间，是因为在1998年-2000年之间，我国进行了力度颇大的国企改革（“三年改革脱贫”），通过破除、改制、重组等手段淘汰亏损严重的国企，改革过程中不同省份私有化程度差异较大，像北京市属国资减少了60%以上，而江苏、广东等省份几乎没有减少。
到2002年，各地国企改制基本结束，国企数量和资产存量逐步稳定下来，因此有了一个公平的参照系统。